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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银行国际业务部人士力挺PingPong模式，在他看来，在PingPong的服务下，资金先后经过美国、中国的反洗钱审查，且并没有直接在国内服务客户；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是国内先进的、开创先河的模式，做了很多贡献。他还认为，更正确的做法是，监管应该辅导这些先行先试的支付机构，如果获得中国的牌照，并且按照中国的反洗钱标准，再申报一遍数据，而非搞不正当竞争。

沈悦惺是2018年10月刚上任的德豪润达非独立董事，由两个股东北信瑞丰基金、国寿安保基金提名。简历显示，沈悦惺年仅34岁，曾在物产中大集团、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任职，现任浙大九智（杭州）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发展部副总经理。国寿安保基金、北信瑞丰基金于2017年11月通过定增成为德豪润达股东，分别持有8788.21万股（4.98%）、5257.41万股（2.98%），定增成本价为5.43元/股。上述两家基金的控股股东分别为中国人寿、北京国际信托。

4． 1951年7~8月，农村信用合作社最初的组织章程确定1951年7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开展农村信用合作工作的补充指示》。8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就印发《中国人民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业务联系合同范本》《农村信用合作社试行甲、乙种记账办法（草案）》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业务规则范本（草案）》发出指示，确定这三个文件作为各级银行组织领导与推动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依据，要求各级银行在具备条件的信用合作社试行。这些文件确定了信用合作社最初的组织章程，对于推进当时信用合作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界面新闻：你们的第一个灰色收入课题研究报告最终完成是在2007年，报告最终显示高收入家庭收入的真实情况如何，与国家统计局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王小鲁：这个研究结果发现国家统计局的城镇高收入居民收入数据有严重遗漏，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居民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应为9.7万元，而不是统计显示的2.9万元，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高达4.4万亿元。

2013年，我写过一个关于推进财税体制、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建议报告，当时，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但城镇常住人口中至少有1/3是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村转移人口，共两亿多人。他们很多人二十岁左右进城打工，把父母子女留在农村，通常比城市本地居民工作更繁重，工时更长，工资偏低，居住条件很差，多数人不能取得城市户籍，难以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和居民福利，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通常四五十岁后就只好回农村去。当时我提出，这是导致城市劳动力短缺的制度原因，促使了“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户籍改革长期拖延的结果是这些进城务工的新城镇人口不能和其他城镇居民一样，平等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导致两类人之间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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